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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林:大学生基督信仰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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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叶林
    2009-11-16

    每周四的晚六点半,在海淀区的一个基督教堂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面孔,他们大多是这个大学生团契的成员,来自北京各个高校不同专业,有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博士生。

      还不到正式开始时间,唱诗班的六个同学,已在练习将要领唱的赞美诗,悦耳的旋律渐渐在教堂回荡。先到的成员会小声交谈,其中团契中带领大家学习的“老师”,一直都有学生上前请教问题。

      这些大学生宗教信仰群体正在受到关注。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课题调查组针对北京地区高校学生的基督教信仰状况展开调查,这项调查也受到国家统战部的高度重视。

      调查项目的负责人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基督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教授,调查涉及北京37所高校,在12404份有效问卷中有437份问卷选择了信仰基督教,即有3.52%的基督信仰者。

      这一结果,比1998年的调查结果有明显的下降,但与2001年相比出入不大。该课题组总结:大学生基督徒的人数近十年来基本上没有多大的增长,这与中国基督徒人数在上世纪80到90年代恢复性增长之后进入了平稳发展的总体态势相一致。

      “功利”的信仰

      很多熟悉的面孔因为新学期的到来,开始多起来,教堂内早已聚满了北京各高校的在校大学生。“这只是我们一个团契,人还不算多,周日做礼拜时,学生占很大一部分”,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吕丽娟说。

      对于一些第一次参加的成员,老成员显得很友好,只要你不拒绝,他们会主动和你交流。周立是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的大四学生,大一时曾在校园遇到传教的基督徒,“那时不信,太虚了,后来遇到了一些事,就逐渐改变了想法,通过耶稣基督可能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在大三上学期,周立便有了创业的想法,“我做过BtoC(电子商务模式的一种,以网络零售业为主)、做过通信搜索引擎,反正很多,结果输得很惨。”除了几年的积蓄都付之东流外,周立最伤心的是“还拖了朋友下水”。

      周立不否认自己的信仰带有某种需要,“我并不认为自己虔诚,至今还没经受洗礼。”说起大三最难的那门专业课,周立把没有挂科的理由归结为向上帝祷告的缘故。

      在大学生信仰基督原因中,调查结果显示有9.7%的大学生基督徒选择“希望上帝实现自己的愿望”。 参与调查的学生孙鹤龄说,在书面调查中,大多数学生会选择“追求精神价值去信仰基督”,而实际生活中有很多学生带有功利性需求。课题组的指导老师陈奇佳也指出,一些在生活、学习及其他问题中遇到困难的大学生,为了某种需求而信仰基督的情况不少。

      在信仰基督前,周立曾把“逃课”看作家常便饭,“我也不想逃,可是逃习惯了,很难改。”对他来说,从江西的一个偏远县城考到北京也算不易,“但现在不逃了,那样会有罪恶感。偶尔逃了,就赶紧做祷告。”

      周立用“茫然的羊羔”形容自己毕业后的打算,今年暑假接到华为公司招聘实习生的邀请函,“我想学完法学再去,但不知那时希望如何。”周立学的是通信和法学双学位,他一直不愿面对毕业后找工作的残酷。但随后他又面露笑意:“其实也没什么,现在年轻,还有奋斗的机会,又有主在为自己祈祷。”

      “他一开始信基督,我们甚至都鄙视他,大家都是无神论者。”周立的室友吕文杰说,“大三时,他每天起来很早读《圣经》,我们都以为他走火入魔了。”祁小天说,那段时间周立因创业失败压力确实很大。

      祁小天说周立现在人开朗了,话也多了,“就是不敢问他关于《圣经》、基督的这类东西,哎呀,太能说了。”

      对很多大学生基督徒来说,信仰后会给自身带来很大改变,时常会忍不住和身边的人“分享”自己的“收获”,而非信徒对此却很排斥。“我觉得他们像传教,太能说了,一个问题说上好半天,”一位第一次参加团契的女孩说。

      “一听到他们讲那些神啊、主啊的东西,我就烦,加上再说点他自己信基督后这好那好,跟传教有啥区别,”祁小天有些激动。

      很多新成员都是由同学带来的,祁小天也不例外:“我可不相信,太玄乎了,不过周立的变化让我多少有点触动。”他一直坐在教堂的最后,默默看着这些同龄人。

      调查显示,大学生接触基督教的途径,通过“亲戚、同学、朋友或其他人的介绍”的比例为25.3%,居最高。

      “我是在一个星期前才决定信仰耶稣基督的,因为它让我找到了真爱。”王斌拉起女友的手。一次偶然的机会,大学同学带他来参加这个团契,认识了现在的女友。

      “对基督,我还没有太多的思考,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和理解。”王斌说。信仰基督对王斌而言,或许只是爱情的桥梁。

      “有好几对情侣,都是在这里从相识到相恋,哎,怎么我就没遇到。”周立开玩笑道。

      家庭影响

      教堂的最后,一位牵着六岁左右小女孩的中年妇女格外引人注意,从活动正式开始前的半小时,她一直面容焦急,不停地向门口张望。

      “我在等女儿呢,她还没来,哎。”她边说边看表,女儿今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前天才到学校报到,这位老家是河南、在北京经商多年的母亲,听说这里有个大学生团契后,迫切想让女儿过来参加。“从我奶奶那代起,整个家族都信,现在到我女儿,我很希望她们也信。”

      李珊珊出生在浙江温州一个基督教家庭,她是传媒大学的大三学生。李珊珊说,除她这代之外,家族四代以上都是基督信仰者。记忆里,从小母亲就经常带她去教堂。“上大学前,都是母亲逼着去教堂,并且通常是礼拜快结束了才匆匆赶到”,虽然去了无数次教堂,“我还是不愿去信,觉得不真实。”

      直到大一,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改变了李珊珊的生活:姑父突然脑血管破裂去世。“这之前,我没有经历过任何亲人的离世,我知道死亡每天在发生,但从没想到死亡离我那么近。”姑父的离去让李珊珊“感觉自己缺失了安全感”。

    这样的担心一直持续了近半年时间,李珊珊开始想一些有关人生、信仰的问题。为此,她看了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她开始不停地追问,“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为什么有这些事,人为什么存在,世界为什么按这样的规律运行,灵魂跟肉体是怎样的,人的思维是怎样的,人的大脑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物质能产生思维或是精神的东西。”

      各种问题每天困扰着李珊珊,她无法专注于学业,“我又开始看更多哲学的书籍,去找寻答案,但找不到。”

      李珊珊为此还去心理咨询过,医生的答案是一种思维上的强迫症,就是爱钻牛角尖,主要是缺乏安全感和过于追求完美造成的。“那样的状态真的非常痛苦。”

      就在深感无望的时候,她作了一次祷告,祈求上帝。“我也觉得很神奇,祷告做完后,一些心底的压抑开始慢慢缓解。”

      “我开始意识到骄傲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甚至觉得很可笑,现在我有一颗谦卑和感恩的心。”李珊珊认为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

      “珊珊很善良,我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都很乐意和她说,她很爱帮助人。”同学杜明娟说,李珊珊和其他信仰基督的同学不太一样,她经常会从很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信仰,“我们是党员,不信这个,但还是喜欢听她讲一些《圣经》的故事。”

      在这个群体里,有不少家庭信教背景的年轻人,冯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四学生,父母都是牧师。“我从小就信,”冯莹认为自己的信仰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事。

      余小雅也是从小就信基督,“我喜欢教堂,它给人的感觉很神圣,从小母亲就带着我去教堂。”

      课题组调查显示有16.8%的大学生基督徒选择“家庭影响,从小就信仰基督教”。而在问及“您的家庭的信仰背景是什么”时,44.7%的大学生基督徒回答“信教家庭”。

      团契的活动结束了,而那位母亲却是一副愁容,大女儿没来,她只好牵着小女儿的手向教堂门口走去。

      精神探求

      每周日的礼拜,在海淀区一个可以容纳千人的礼堂聚集着北京各个高校的学生。教会是一位朝鲜族牧师创办,一开始主要针对朝鲜族大学生和韩国留学生,后来这些学生经常会把自己的汉族同学带过来,时间长了,汉族学生越来越多,李牧师就又建立了一个汉族团契。

      在小组交流时,一位戴黑框眼镜的男孩在这个群体里略显另类,他一直紧闭双眼、低着头,时不时发出轻微的笑声。他叫曾雨田,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

      “他每次唱歌,最有激情,很大的嗓门,很兴奋,” 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女孩小声说。

      “我以前信佛,现在改信基督,”曾雨田说,这个过程花了四年时间。他说自己不爱听这些所谓的交流,“每个人的信仰方式和理由都不同,你说出来别人未必能接受。”

      一年前父亲的离逝,对曾雨田来说恍如晴天霹雳,“他是胃癌晚期,这是谁都掌控不了的。”

      父亲的离开让曾雨田除了难过,就是迷茫:“我想不明白父亲的生命在这个现实世界意味着什么,他辛辛苦苦把我养大,让我上大学,而自己??”曾雨田不愿再说下去,但“活着是为了什么”的追问却让他最后信了基督。

      而裴丽把信仰基督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裴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大四学生,现在是专门负责接待新人的干部之一。

      去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令人难忘:“那段时间的报纸、电视、网络,天天都是地震新闻,一看到这些,就忍不住落泪,真的无法控制情绪。”

      “除了捐钱也无能为力”,裴丽说那段时间的心情一直都不好,很压抑,但又找不到排解的出口,“室友就希望我同她一起去教堂”,以前裴丽都会拒绝,而那天没有。

      “他们在做祷告时,都泪流满面。小时候就听说教堂里的歌声是最美最动听的,而我第一次听到时,却哭得一塌糊涂。所有的一切无不与地震有关。”

      “当大家都在为地震中的受难者祷告时,是一种震撼。”裴丽说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人的力量如此渺小,也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我也在为自己寻求依托。”

      如裴丽一样,一些大学生基督徒认为,基督“为个人提供得救的福音和生命的意义”,从调查数据不难看出,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因素在精神层面占主要。其中受到大学生基督徒普遍认同的前四项是:“受到启示”占13.2%;“深受基督精神的感动”占13.1%;“希望灵魂获得救赎”占12.5%;“追求真理或探索宇宙人生真相”占10.0%。

      望教者:一些问题没有想通

      有一个徘徊在信与不信边缘的特殊群体被称为望教者。在调查中,一类被称作“知识型望教者”的群体,在大学生中占据很高比例。调查结果中,分别有24.6%和23.6%选择了对《圣经》文本、与基督教相关的文化现象以及文学艺术作品感兴趣。

      陈奇佳认为,很多大学生在选择信仰时更加理性了,而“知识型望教者”在大学生群体中存在,很正常也很普遍。

      “我喜欢看西方哲学史,从中了解到很多关于基督的文化,后来也去看《圣经》,”王鹏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物理专业的研二学生,现在参加的这个校园团契,是通过大学好友的介绍。

      王鹏手中拿着一本中英文翻译的大版本《圣经》,他习惯用同样的语言和新来的同学交流:“来这个团契已5个多月了,目前我还没有正式信它,因为还有很多问题没想明白。”

      “整天待在物理实验室搞研究,和其他人、事接触的机会太少了,通过这个集体能接触到不同专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都能互相学习。”王鹏性格内向,来到这个群体后变得愿意主动和人交流了。

      五个月来,让王鹏一直想不明白的,除了信仰者每天祷告时所崇尚的“主”之外,更多的是造物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生死。王鹏说最近一直在看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希望自己理性地认识基督。“在一些问题没有想通之前,自己还是无神论、无信仰者。”

    对王鹏来说,接触基督让他对西方哲学以及文化史能了解更多,“看这么多书,再去思考一些问题,令自己在枯燥的研究之外找到了更为有趣的知识。”

      五个月的相处,王鹏和这个团契的所有成员都不再陌生,不时会有一些活泼的女孩子过来和他打招呼,“大帅哥,好久不见,”一阵爽朗的笑声从一角传来,王鹏有些脸红。

      “除了每周四晚的大学生团契活动之外,还经常组织出游、交流会等活动,说实话,挺开心的,每天面对枯燥的实验室生活,通过这种交流让自己更充实。”但王鹏不停重复自己还是非信徒,很多东西都需要自己用眼睛去看、大脑去思考。

      大学完全可以有这个底气

      大学生不会因为传教活动的增多就去选择某种信仰

      大学教育应该如何看待大学生的信教问题,作为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课题调查组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基督文化研究所所长杨慧林认为,大学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也“完全可以有这个底气”。 事实也证实,虽然“传教活动更密集了,传教渠道更多了,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又不太好,但大学生信仰者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

      信教人数没有明显增长

      能否详细谈谈做这样一个调研的背景和目的?

      从2000年开始,教育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设立了100个左右的研究基地,其中宗教学研究基地设在人大。这个研究基地除去承担学理性的研究课题之外,也会就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做一些实证性研究。

      2002年我们就做过一个类似的调研,但当时只限于人大校内,想拿人大当一个样本,大体上了解一些情况。这次的调研可以说与上次有所衔接,当然也有所扩展。这次涉及的范围比较大,从北京市37所高校回收了12000多份有效问卷。近30年的中国,各大宗教都有较快的发展,而比较突出的是基督教。以前所做的调研,主要是针对基督教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的特点,而近年有一些变化,到底是怎样变化,变化到什么程度,并没有特别清楚的回答。当然也有一些类似的调研,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样本量往往不够,获取渠道也不够直接。

      这样的调研可能更需要平视的、直接的对话,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调查”。如果是老师对学生、主管部门对下属机关,恐怕都会有问题。实事求是地说,向陌生人表达自己对宗教信仰的看法,目前还是有些障碍。所以我们的调研是学生对学生,学生是调研的主体,他们之间的交流比较畅通,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另外,近些年总是听说大学校园里的传教活动比较多,我自己的学生就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碰到过多次。这些校园传教者在过去的中国是不太容易存在的,而现在的情况究竟如何?我也很想知道大学生究竟是怎么看待和面对这些问题的。

      调查中的最新发现是什么?

      简单说,校园内外的传教活动都有明显的增强,但大学生信教人数却没有明显的增长。

      人大的学生工作部曾在2008年做过一个关于大学生思想情况的调研,从这份材料看,我们得承认近年大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并不是很强,或者说它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其实学生对很多东西是有独立判断的,甚至对某些传统的思想教育方式会有一些抵触。从总体上看,这些年的思想教育不是强了,而是弱了;学生的独立思考空间不是被限制了,而是更大了;不同信仰和不同文化进入校园的机会比以前多了,而不是少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人都认为目前大学生的基督教信仰群体会有很大增长。但是从调研数据看,似乎并非如此。如果说传教活动更密集了,传教渠道更多了,而且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的效果又并不太好,大学生信仰者的比例却没有明显增长,那么我们就应该特别考虑中国当代大学生到底是怎么看待基督教信仰,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选择的。

      大学生有能力自己判断

      对于基督传教活动在校园的加强,是否引起了某种担忧?

      我个人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对不同于自己的东西不需要简单地予以限制,限制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尤其对大学生这个“求真”的群体。可以设想,如果大学没有今天这样充分的思想空间,如果学者和学生不能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如果不同的学术和学说不能在大学交流、交融和交锋,我相信校园里的传教活动对大学生的影响力更大。

      事实上,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各大宗教都有那么快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说,那是对于“文化大革命”极端封闭和思想控制的一种反弹,那么快的发展不是常态,增长到一定程度,它自然会有一个饱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无限增长。

      另外,我觉得当代大学生独立思考的空间越大,自己的判断能力也就越强。我并不是说大学生选择宗教有什么好或者不好,我只是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有选择地接触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既读西方的经典,也读中国的传统,既有机会了解基督教信仰,也有机会了解其他的信仰或者文化。在这之间,其实是他们自己在不断地过滤和选择。这么多年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这对下一代人的精神健康是绝对必要。

      “大学”之为谓,就是“海纳百川”,所以University也可以解作Unity with diversity,因此大学生才不会因为传教活动的增多就都去选择同样的信仰。对大学生尤其不能强制性地引导或者限制他们的选择,否则适得其反。

      我看到很多材料,有相当多学生对于基督教在学校的传教活动是极其反感的,从问卷中也会看到一些学生在选择答案之外,会写一些自己的看法,有学生认为这个调研本身就过于倾向基督教了,甚至怀疑人大的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是不是也跟教会差不多,是不是要诱导他们回答这种问题?所以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这些小孩子,完全有机会接触不同的东西,也有能力自己选择、自己判断,自己做出评价。这没有什么不好。

      从调研的整体结果看,除了信教人数没有增加趋势,还有什么特点?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比较严格的思想控制,更加宽松的文化心态显然具有优势。中国的大学完全可以有这个底气,这很重要。

      另外在2002年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即使有很多学生不选择基督教信仰,也并没有表现出那么大的反感,而这次有一些学生的抵触、排斥却相当明显,甚至过于激烈。这可能与新一代年轻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某种失望有关。大学生对基督教的很多兴趣来源于他们对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的关注。从这两次的调研都可看到,大多数学生对基督教的最初了解和认识不是通过教会,而是通过相关的学术、文化、甚至艺术等等。与上一代人相比,也许可以说这一代大学生对西方的“想象性寄托”更少了,也有更多的渠道了解西方社会的不同层面,因此“想象性寄托”可能会被更多的理性评价所取代,这也很正常。

    当然某些过于激烈的批评发展到极端,会带来另外一些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他们无非就是大学生,应该允许他们通过自己的判断逐步调整自己的想法。这些是从过去的调研中没有看到的。这种调研首先是要了解尽可能真实的情况,进而才能追究其所以然。其中调研数据当然是前提,但是孤立的数据未必能真正说明问题,支撑这些数据的还有一些不可忽略的参照系。因此我觉得学生留在问卷上的附言、他们提出某些批评的具体背景、当今大学的思想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现在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您看起来比较乐观?

      我是比较乐观。大学生发生任何事,都会引起公众的特别关注,所以大家总是说这一代的大学生怎么怎么样了。我自己真的没那么悲观。每一代人差不多都认为下一代是垮掉的一代,是很成问题的,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其实这种感叹大可不必。我相信这一代小孩的想法在他们上一代是没有的,他们能享受的知识资源、思想空间和独立判断的机会,也是前一代人没有的,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坏事,也不觉得这问题多么严重。

      那大学应该怎么办?只能用传统的方式加强思想工作吗?我看未必。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的大学已经建立起一种更加和谐、宽容的思想环境,越来越多地容纳并倾听不同的声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觉得大学生对基督教的态度已经不是简单地皈依或者拒斥,而是他们的不同理解。他们的接受或者反感都是他们的理解。而这一代人对基督教的理解,也就是未来中国对基督教的理解。

      宗教和信仰是两回事

      实际生活中,很多大学生信仰者都是有家庭信教背景的。

      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很多,有些人是生下来就受洗的,还有一些人是后来皈依的。就西方传统而言,生下来就受洗的人也要经历一种自己的选择。因此天主教传统里有一种仪式,叫confirmation(坚振礼),就是你要去confirm你的信仰。因为你受洗是父母安排的,但等你到了12岁,你要去confirm自己到底信不信,到那个年龄,他们认为你自己有能力去判断了,这就是天主教很隆重的坚振礼。天主教很重视坚振礼,原来只有主教才能主持这一仪式。这可能说明:信仰是不是你真正的选择,是不是你自己的、严肃的选择,基督教的传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这在中国就更不奇怪了,基督教家庭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基督徒,但这个选择的过程可能会很长。

      举一个例子,林语堂的父辈就是福建最早的华裔传教士,所以他从小就跟基督教结缘,这无所谓选择。但是当他读书、自己思考以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到晚年才重新皈依基督教。因为他总是觉得有问题,不能那么容易就接受这个信仰。林语堂的《信仰之旅》这本书,我觉得对中国年轻人极有可读性。其中写道:现代人的信仰太容易了,牧师做的工作,就像一个航空公司代理人的工作。你想去加尔各答?好,到我这里买一张票,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连行李我都给你运过去。如果信仰的旅途就像我去加尔各答旅行一样,把自己交给牧师就万事大吉,他认为这个信仰未免太容易了。太容易的信仰是最脆弱的信仰,一钱不值,林语堂不要这么容易的信仰,宁可更难一点,于是才有《信仰之旅》。

      其实现在有很多传教人基本上就是扮演航空公司、或者旅行社的角色,我劝你信,你赶快去,三日游,很便宜,交点钱,保证给你送到,送到了你也踏实了,精神有皈依了,心里的问题有着落了。这很可笑。这也许是宗教,但绝不是信仰。宗教可以是一种体制性的教会生活,而信仰必须是认真的选择。所以,教会中人也未必就有真正的信仰,所谓“信”了才能谈论宗教信仰,这本身就是极其荒诞的。如果宗教只需要一种狂热、虔诚,不需要认真、理性的思索,那么不仅可疑,而且可怕。可以同现代社会、未来社会相互协调的,不可能是这样的“宗教”。

      如果说当今世界的宗教普遍存在着什么问题,我相信一是极端的世俗化,二是极端的非理性。

      前者是借助宗教过一种世俗的奢华生活,有一位宗教前辈临终前曾对此有过非常严厉的斥责,说这些人根本不修功德、不读经书,整天追名逐利。这其实是现实的一部分。

      第二种极端非理性的危险,简单说就是当今的种种“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或译“基要派”)。原教旨主义走到极端,只有宗教的狂热,却谈不上真正的信仰,其危害有目共睹,绝不亚于宗教的世俗化。

      应如何看待一些大学生因精神追求而信仰基督?

      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过去信仰群体不一样。过去信仰者的精神追求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心里的安宁、精神的慰藉,有时甚至只是出于极度的孤独、恐惧、无助,或者是被疾病所困。但现在大学生的精神追求,更多的是试图找到一种生命的意义。这样,基督教当然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因为基督教几千年来不断地在追问意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当代大学生的信仰较多理性的选择和理解,已经不仅仅是求得心灵的安顿。否则也就不是什么意义的追求了,而只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满足心理上的需要当然没什么不好,如果一个人可以通过宗教信仰获得安宁也挺好。许多国家就是看到宗教在这方面的作用,让宗教介入大学生的思想工作、介入军队的思想工作、介入监狱里犯人的改造或者吸毒者的改造。国外大学和军队里有一个职务叫做chaplain,就是军队的神职人员或者是校园里的神职人员,而chaplain不仅限于基督教,有些大学chaplain办公的地方有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不同的神职人员在一起,他们共同的任务之一就是跟学生沟通,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生活上的困难。有国外学者开玩笑说,看到中国大学里很多做学生工作的辅导员,发现其实跟他们学校里的chaplain差不多。确实,世俗的生活、公众的生活里需要这样的角色。但是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已不单是这些方面,而是包含着更多的理性和理想,这也是本次调研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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